最近我在看一些關於醫學倫理的文章。在香港這個社會,倫理往往是一些「講呢啲」的話題,更不要談醫學倫理了。
面對新冠肺炎,資源分配又成為議題,其中牽涉的,就是醫學倫理了。面對有限資源,無限需求,如何最好地去運用人力和物力,誰人應該先得到照顧,有限的時間應該花在哪個病人身上,這些問題都在疫境下顯得份外有意思,值得思考。
我在思考的,叫功利主義(Utilitarianism),是爭取最大效益的問題。例如現在有兩個新冠肺炎病人,一個是80歲,正在執業的兒科醫生,他在治理病人的時候感染新冠肺炎;而另一個病人是60歲的退休教師,他外遊時染病。他們都需要使用呼吸機協助維持生命,但ICU內只有餘下一部呼吸機,其他的,都在使用中,兩個之中哪一個病人應該使用呼吸機?
我們現在面對的,是一個分流(Triage)的問題。例如經過評估,80歲兒科醫生需要使用呼吸機4星期,才能離開ICU,返回隔離病房,而60歲退休教師只需要使用1星期,就能自行呼吸。如果其他考慮因素一樣,在這情況下,根據Utilitarianism,60歲的退休教師應能優先使用呼吸機,因為用相同資源,在救一個80歲兒科醫生的情況下,能救4個退休教師這樣的病人。
另一個參考的角度,是生活質素。假設同樣是80歲兒科醫生和60歲退休教師,同樣是只餘下一部呼吸機,但原來60歲的退休教師有早期認知障礙,80歲兒科醫生卻仍然執業。在這個前提下,兒科醫生應該優先使用呼吸機,因為他使用呼吸機維持生命,他康復後可以過有質素的生活,而如果退休教師康復後認知能力仍然只有繼續不斷下降,在這情況下,呼吸機應該應用在能繼續享受生活質素的病人身上。
這兩點,只是作為參考,當然還有更多的考慮,以為資源運用爭取最大效益。Utilitarianism是一個理論,追求的是整體的最大幸福和美善,每個人的幸福都是平等的,在為所有人創造最大的快樂這個考慮下,作最佳決定和資源分配。
我想利用這文章拋磚引玉,希望在新冠疫情下大家有更多角度去思考問題,有更好的決定,為社會謀求更大的幸福,為大眾作出貢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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